洪洞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漫长的脉络源流,华夏民族五千年灿烂历史及传统文化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和发展史,早已植根于这块古老而神奇的文明的土地。洪洞人文荟萃,群星璀灿。许由洗耳,造父驾车,师旷正音,皋陶制律……
皋陶,名庭坚,字聩,颛顼帝与邹屠皇后第七个儿子,据《旧志》、《左传》。舜、禹时期的士,士师,大理官,即司法长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法官。《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载:“皋陶,洪洞人,县南十三里,墓木之西,庙于崇坡之上,守臣以岁祀焉,制律也。”《洪洞县志》载:“皋陶出生在洪洞县士师村,死后葬村东二里许,村东北建祠。庙墓数千年在焉!祭祀不断。”又:“元元统二年里人改祠建庙。”
皋陶生活在公元前(大约2280一2170年)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当时在晋南一带的尧、舜、禹等部落结成强大的联盟,形成了华夏诸国的核心。皋陶卓有成效地辅佐了尧、舜、禹三代君主,成为我国先秦史中一位深远影响的人物。其创刑、造狱,倡导明刑弼教以化万民的思想为四千多年来我国各个时期制定、完善、充实各项法律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被人们喻为“圣臣”。上古时代与我们虽相距遥远,但皋陶文化随着文明进步的发展更加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感召力。本文旨在拨历史迷雾,拂久封尘埃,还皋陶之真貌,以昭示后人,再创皋陶故里之新辉煌。
《虞书·尚书》载:“帝舜三年。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又记:“咎繇(皋陶)作刑”,“皋陶造狱而法律存”。《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由此可见,皋陶刑法是中国最早的刑法,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开端。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汤刑”和西周的“九刑”或“吕刑”,都是从皋陶之刑的基础上发展来的。皋陶制刑注重教化,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冶,刑期于无刑。都集中体现了皋陶的刑罚观、道德观。他主张以“法制”辅助“德治”。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相互征战,成批的屠杀俘虏,简单而又残忍的地对待犯罪,所以皋陶提出:“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并制定了五刑以惩办不同罪行的人。以划地为牢制监狱而缓,制止杀戮来显示法律的存在和威严。皋陶在刑罚起源之初就提出了“慎刑”、“轻刑”,以“刑期于无刑”的思想。“慎刑”就是不滥施刑罪于无辜,“轻刑”就是从轻处罚,防止刑重于罪。所谓“刑期无刑”就是把犯罪消灭在犯罪之先,“以致未等用刑而案先泯”,为了实行以惠民安民政策,推行德政,倡导“五典”、“五礼”、“五服”。皋陶认为即然天意制定了区别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礼节并设计了五种服饰.就应顺应天意,同心同德理政。即然安排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间的伦常关系就应相处和睦。执行“五刑”时辅以“五教”相结合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皋陶在原始社会末期人类正逐步从蒙味野蛮进入文明的历史阶段开“法治”和“民为贵”的先河,揭开了中国法制史的首篇。使中华礼仪之邦成为最早讲法治、讲****的国家,使上古社会从愚昧混沌状态走向文明,皋陶成为古今史学家公认的中国刑法、司法的始祖。皋陶借助办案判断曲直的独角兽也成为中国“司法”的象征。
皋陶之所以能成为上古时期与舜禹齐名的先圣,并受到众臣和舜、禹的钟爱尊重是与其在治国方面表现出来的非凡才能和过人的韬略是分不开的。
《皋陶谟》中皋陶首要的政治主张是实行德政。他认为实行德政的关键在于提高人的品质修养,强调群臣的修身应由上而下,由己及人。只有勤政廉政的人才能治好国家,才能施恩于人民。民心安取决于君臣之德。他首次提出“慎身”、“知人”、“安民”的治国方略。说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贪图安逸和私欲,要兢兢业业,不要虚设各种职位,老天命定的工作当由人去完成。“允迪厥德,谟明弼教”,就是阐明惟有天子能够修德,方可成为圣贤,要知道“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上之风处偃的道理,所以上位者如有德,百姓必然会虚心学习,上行下效,而上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慎身”就是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以身作则,上下就会显现和谐之气,有利于政事推行,所以君主修德不懈,当能够“淳叙九族,庶明励翼:”了。在“知人”方面皋陶认为君主知人才能善用,对不同能力的人委以不同的职务,真正做到,知人善用,人尽其才。只有知人善用,才能为民谋利,人民的生活安定了才能显示出君主在德治国家的威力和作用。皋陶详细地提出要任用“九德”之人。“九德”就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九德”将人类不同个性尽括无遗。皋陶鼓励大家敬谨修德,并详述具有三德可以为卿大夫,具备五德就可以为诸侯,而天子就应具备九德,这样天子的事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修德是天子和众臣必不可少的治身之法。从皋陶与舜、禹之间讨论如何具体实行以德治理国家的才略和“慎身”,“知人”,“安民”的主张中,我们不难看出,皋陶不仅是一位辅弼君主的圣臣,更是一位具有以德治国的奇才。为此:“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皋陶在总揽朝事中,谋划了一系列的有关社会制度、习俗、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革新方案,使兴“五教”定“五礼”,设“五服”创“五刑”,亲“五族”树“九德”这些重大措施都付绪实践,建立了社会正常的秩序,加强部落部族的联系和融洽,为国家的产生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使尧、舜、禹时期出现了文明国家的尧天舜曰时代,使夏王朝应运而生。
皋陶作为众姓皈依的先祖,在中国、东南亚及其它地区形成了明显而有分布有序的姓氏辐射网络。古籍载:皋陶有三子。长伯翳(伯益)能驯鸟兽,事虞,食于赢;次仲甄、事夏、封六(安徽省六安市);次封偃,(山东曲阜西)偃后俱食子楚。皋陶卒后其长子伯翳封于赢秦,而威震四海的秦始皇赢政乃皋陶长子之后,皋陶之后伯益原是舜的畜马官,因养马有功被赐于“赢”姓,周孝王时,伯益之后又营养牲口被封“秦邑”,号称“秦赢”,伯益后裔造父。周缪王时造文取骥之乘匹献缪王,王使造父御,攻徐偃王,破之。仍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赵城(山西洪洞县),古造父之邑,赵姓始祖。次子,事夏,后封于六安。而英、六等姓为皋陶少子后,偃姓后逐渐迁于楚。舒、徐、阮、江、黄、叶等姓均为皋陶后裔。
根据《路史后记》、《宗室世系表》、《汉书人名表》、《中国姓氏寻根》等史书记载。皋陶历代子孙世代袭“大理”的职务,故称理氏,商末人理征固执法不阿,得罪纣王被处死,其子利贞逃往伊墟,避难于李树靠搞果充饥,为了感谢“木子”野果的恩典,便改“理”为李氏,利贞的六世孙李耳就是著名的道家思想创始人老子。又载,理,据《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理,出自赢姓,皋陶之后,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又载:“理,李古字通,老子因祖为理官,以为姓。”到了唐朝,李姓为国姓,欧阳修编撰《新唐书》为李唐王朝作宗室世系表按历代李姓宗支从皋陶一直排到唐高祖,唐明皇李隆基正式尊封皋陶为“德明皇帝”。著名历史家何光岳在其《阮国考》中考证,阮氏也是皋陶后代。现朝鲜、越南、美国及东南亚一代的阮氏家族都与皋陶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皋陶作为众姓皈依的先祖将对我国及海外的华裔后代在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主流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综上述,皋陶“创刑造狱”,推行“德主刑辅”至“明刑弼教”而达到“天下无虐刑”到“慎身”、“知人”、“安民”的政治主张和修身治德的方向,充分说明:皋陶是华夏文明奠基人,是中国司法的始祖。皋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国家“法治”和“德治”之结合的治国安邦之精髓,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为建立华夏民族文明的制度夯实坚固基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皋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文明一颗璀灿的明珠,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无价的财富。在当今我们寻找文明根脉,建设文化强省、强市、强县的进程中,研究开发皋陶文化,就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三晋中华根祖文化,推进依法治国、依德治国的进程,再创华夏文明的新辉煌。我们研究皋陶文化就是为了更好地为现代化服务,为构筑现代和楷社会服务。振兴皋陶故里为知名度甚高的洪洞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大好局面再添上浓浓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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